作为中国事实上的首席兽医师，陈化兰一边作为先锋致力于研究致命性禽流感病毒株，一边还要与那些说她正在玩火的批评人士针锋相对。
中国，哈尔滨 — 3月30日，星期六，陈化兰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这是她周末的典型工作内容，此时她接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来电。来电的是中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并告诉她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正在让人不断地病倒。陈化兰了解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确认了3个病例，2例发生在上海，1例发生在安徽省。这些病例出现于2月下旬和3月上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随后已经分离出了该病毒并对其进行了测序。研究人员确认其为H7N9, 这是一个此前从未在人类中检测到的病毒株。
作为中国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负责人，陈化兰立刻采取了行动。在周期性的H5N1禽流感爆发时，她一直是作为首选专家来进行动物试验的，而且她知道新病毒会感染人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挂了电话之后，她向上海和安徽派出了工作人员以采集来自家禽市场和农场的样本。3月31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通告了该病毒。
在几天之内，陈化兰的团队将从鸡和鸽子中分离出的H7N9病毒株进行了测序。清明节晚上11点他们得到了结果；清明节是中国的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但在哈尔滨的该实验室中却没人休假。陈化兰将序列数据送交到农业部，建议立刻关闭感染地区的家禽市场。但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随着人类病例的累积和家禽样本的涌入，陈化兰的实验室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们总共检测了10703个样本。在5月份之前，陈每晚的睡眠不超过5小时。
这位44岁的病毒学家并不需要刻意地同行们对她留下印象。荷兰鹿特丹Erasmus MC的一位病毒学家Ron Fouchier说：“陈进行的数量庞大的工作有着卓越的品质。”但争议不久吞没了她。在中国出现人类病例的消息公开之后，陈化兰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科学家们的电子邮件，他们要求得到从禽鸟中分离出的病毒株样本。中国在过去的爆发中因为办事拖拉而受到抨击。但是作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认证的参考实验室的负责人，她曾经承诺会与由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管理的实验室网络中的其它试验室共享该病毒，而科学家们在电子邮件中暗示她不愿意拿出样本的内容让她觉得不快。她说：“他们认为我们隐瞒了些什么。”陈化兰给这些电子邮件做出了答复：“我也正在寻找这个病毒。”但怀疑却是顽固的。
快速的提拔
与许多中国的资深科学家一样，陈化兰没有选择她想要的职业。她在甘肃的一个小城市长大，而甘肃是中国西部的一个贫困省份。在她的高考分数无法确保她进入她最喜欢的专业之一时——她曾经希望学习医学——她最终在甘肃的首府兰州进入了兽医学专业。在1994年，她开始在哈尔滨攻读博士学位；哈尔滨是位于遥远的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距离中俄边境较近，那里的冬季气温可以骤降至-30摄氏度；那里有大批的工人用植物编制的扫帚在街道上扫雪。当她来到农业部下属的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时，她问她的上司Yu Kangzhen她应该从事什么研究。她回忆说，他告诉她“只要是研究流感什么都行。”传染病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但她说：“那时没有人在乎流感”。但Yu知道，家禽禽流感已经在几个国家中爆发了，而中国的农场在生物安全方面却很松懈。他认为，如果中国的禽鸟中出现了一种高致病性的病毒，这将意味着大麻烦。
Yu从英国的一个OIE参考实验室引进了一些禽流感病毒株，而陈化兰及其4位同事开始从事疫苗的研发工作。她说：“我们无法做任何的基础研究，因为我们那时没有多少病毒株。”1996年，当陈化兰的研究小组从广东省的一个人工养殖的鹅体内分离出了H5N1时，情况有了改变。农业部委托陈所在的实验室进行监控，而就在第二年香港的一名3岁男童成为第一个感染了H5N1的人，而这使他们的工作变得至关重要。那个男童去世了。那一年还出现了另外17个病例，其中有5例死亡。突然之间，禽流感从一种没有生气的研究成为了全球的当务之急。在1999年，陈化兰写信给Kanta Subbarao——Kanta Subbarao当时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负责分子遗传学研究——申请在她的试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Subbarao当时正在研究出现在香港的H5N1病毒株。Subbarao说：“我们那时不得不赶着上禽流感的速成课。”来自香港的病毒已经从广东的鹅的病毒株那里获得了血凝素基因。陈化兰对该病毒株的熟悉让她得到了一份工作。
CDC的工作条件让Chen惊叹。当时，科学家在哈尔滨要想使用一台PCR仪器必须得提前2-3周进行登记。在亚特兰大，每一位科学家都配有一台这样的仪器。陈的研究针对的是H5N1和H9N2的疫苗，她在学习一种被称作基于质粒的反向遗传学的研发疫苗的方法。Subbarao说，陈没有等待由其它实验室所研发的质粒出来，她决定制备她自己的质粒——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费时过程；Subbarao现供职于联邦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她说，陈化兰 “一点也没有被她面临的大量的工作所吓倒。”
在亚特兰大工作了3年之后，仅仅33岁的陈化兰回到了哈尔滨并开始领导国家禽流感实验室。她将其看做是一个快速进入流感研究的重要位置的机会。但她的丈夫与儿子同她一起来到美国，而她的举家返回中国的决定令人感到惊讶。人们“问我：‘你要回到哪里，上海还是北京？’ 我说：‘哈尔滨。’” 她说，返回那个冰冷的前哨，同事们“认为我疯了”。
陈的实验室位于一个建于1949年之前的、有点像疗养院感觉的建筑物内，但它却是一个采取行动的中心。在2003年和2004年，人类的H5N1病例在香港、中国大陆、韩国、泰国及越南出现，而禽流感则在亚洲各地爆发。在爆发之前，禽流感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已经在看来健康的鸭子体内分离出了超过20个H5N1的病毒株。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在陈回来之前已经有2年没有负责人了；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他们将这些样本冷冻了起来。在陈的领导下，他们开始对病毒株进行测序并在小鼠中测试了毒性。他们发现，最危险的病毒株是那些从最近样本中分离出的病毒株。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篇富有影响力的论文中，该研究团队证明，H5N1已经获得了杀死哺乳动物的能力——这意味着能够威胁人的H5N1基因型的名单要比先前以为的更长。
陈的研究兴趣及其领导的工作人员自此已经成倍地增长。她的团队由80人组成，他们除了其它工作外还研发出了一种抗纽卡斯尔病——这是一种会在人类中引起结膜炎及流感样症状的、由传染性病毒所致的疾病——的禽类疫苗以及一种现在在全世界使用的H5N1禽流感疫苗。该实验室在2008年加入了OIE的参考实验室网络并在3月份被指定为一个FAO的参考中心，这是最佳实验室的标志且只颁发给全球选定数目的实验室。该实验室归属的研究所正准备搬迁到一个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崭新的新园区内。陈说，中国与西方在研究条件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小”。鉴于她所享有的丰富资源和工作人员，她甚至可能还比许多同事更有优势。Fouchier说，很少有任何研究人员能够得到陈化兰所分配到的从事某类研究的“人力、时间、空间及资金”。当思索如果她留在亚特兰大时会有什么出路时，陈化兰说：“也许会当许多许多年的博士后？”
危险的业务？
5月2日，陈化兰和同事在《科学》杂志的网络版上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他们在该文章中提出，H5N1病毒可能会引发大流行（《科学》，6月21日，p. 1459）。到目前为止，该病毒的传播还是有限的。截至到6月4日，在可归因于H5N1的375例死亡中，在几乎所有的病例中，患者已知是从感染的鸟类那里被传染到病毒的。陈开始回答一个其他人——最著名的是Fouchier及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Yoshihiro Kawaoka——也在探索的问题：病毒要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才会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为了寻找答案，陈的团队用基于质粒的反向遗传学制造了127个重组病毒或杂交病毒；在这些病毒中，他们将H5N1中的基因片段与那些来自H1N1猪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进行了交换。在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开展的研究中，他们用致病性最强的重组病毒来感染豚鼠并发现，取代某单一基因就足以让该病毒从感染的豚鼠一跃而感染邻近笼子中的健康豚鼠。
对某些工作伦理近乎是自虐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恰当的试验。Subbarao说，陈所制造的127种杂交病毒数是“惊人的”，Subbarao说：“那需要极其大量的工作，而且接下来需要盯着巨大数量的数据来尝试着发现有关的模式。”完成这项研究需要有十几位研究人员对超过250只豚鼠、1000只小鼠及27000个受到感染的鸡蛋进行为期2年的研究。Fouchier说，他曾经“多次想过做完全一样的系统性试验”，但却因为各种限制而没有进行。除了其它问题外，他说：“我没有一笔单一的资金可用来支付与13个人一起进行2年的研究来发表一篇文章。”
这些让病毒功能增益的试验使全球哗然。由 Fouchier和Kawaoka在雪貂中进行的较早的这类研究也在2011年因文章（《科学》2011年12月2日，p. 1192）在发表之前有消息泄露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导致了在2012年1月的对H5N1传播能力研究的一个全球性的暂停。（这一禁令在一年后被取消。）就陈化兰的情况而言，有关的反弹带有刺人的弦外之音。理论生态学家及前英国皇家协会主席Robert May勋爵称陈化兰及其同事的这项研究“令人震惊地不负责任”，并补充说，这些研究人员是“在没有任何常识的情况下受到了盲目野心的驱动”；这些在The Independent上的评论也在其它地方被广泛地报道。各种连珠炮式的攻击也来自中国的内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Liu Wenjun说：“人们对陈的实验室内的生物安全性感到担心”。 Liu指出，在最初爆发之后1年，致命的SARS病毒于2004年在中国再度出现，当时一名中国的CDC工作人员因为违反了安全操作而受到了感染。
陈化兰坚称她并没有受到这些批评的影响。这超越了May的能力范围，她说：“我不认为他对这类科学有很好的理解。如果一位流感方面的科学家说了这番话，我可能会担心。”Masato Tashiro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东京的一个流感研究合作中心的负责人；他说，他曾经访问陈化兰的实验设施，其中包括一个生物安全级别为P3的实验室；它符合国际标准。Kawaoka补充说，该实验室是“最先进的”。
有些人着眼于陈的发现的相关性。香港大学的一位病毒学家Yi Guan声称，陈应该像Fouchier和Kawaoka那样使用雪貂。Guan说，雪貂能更好地模拟在人体中的感染，而“豚鼠模型存在着许多问号。”“你需要特别的实验室条件才能让疾病[在豚鼠中]发生。我不认为这些结果是可靠的。”陈反驳说，豚鼠兼具禽样和人样的受体，这使得它们成为评估与两种类型受体结合的病毒传播潜力的理想模型。她说，她曾经想要在雪貂中重复该实验，但对H5N1传播能力研究的暂停使得她无法这样做。陈化兰如今将其注意力转向了H7N9，她说，H7N9看来感染人“要比H5N1容易多得多。”人们自然提出了该病毒是否具有大流行潜力的问题。她说，但功能增益研究目前还不是H7N9研究的重点。对这种病毒的了解要少于对H5N1的了解，后者已经传播多年而没有获得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这使得人们要问什么样的变化使得H5N1变得可以传播。陈化兰说，对H7N9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它能传染吗？”
随着陈化兰一头扎入H7N9的研究，她可能会继续遇到批评，因为她实际上是领导着中国流感的兽医学研究。田纳西孟菲斯St. Jude儿童研究医院病毒学家Robert Webster说：“中国并没有完全开放。”他说，当涉及到动物感染，“我不确信所有的信息都完全与世界进行了分享”。但陈化兰正在尝试，他说：“她正在尽可能地发布相关的信息。”现在，不安围绕着这样的事实，即在中国哈尔滨的实验室和其它实验室所做的成千上万个测试中只有一例H7N9是在家禽市场外——在一个人工养殖的信鸽中——找到的。在关闭了家禽市场后，新发感染在5月逐渐停止，从而让上海市政府在6月20日大胆地重新开放了某些市场。一个季节性的平静可能会给人以虚假的放心。Webster说：“H5N1出现在较冷的月份，它会在炎热的月份消失，并会接着在较冷的月份再次出现。”他警告说，H7N9可能会遵循一种类似的模式。“在他们重新开放市场之前，他们知道该病毒真的消失了吗？”
陈化兰说，她也对农场中的H7N9感染案例缺乏感到困惑，她称这种情况“非常奇怪”如果该病毒真的仅仅存在于家禽市场，她说：“这将是一件幸事。”但她不是那种受运气主宰的人。陈化兰说，她已经建议让活禽市场永久性地关闭。当今年冬天哈尔滨的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知道谁是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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