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5月，细雨蒙蒙、梅子青青。在那个季节中。我会习惯性地推开窗户，站在窗口前眺望上海高楼林立的景色，高低错落的楼群像凝固的音乐，显示出“城市之曲”的魅力。伫立许久，脑海中闪现出“山清水绿、群鸽翱翔”的儿时观鸽的美景，这一切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是值得回忆的。
一个走过六十六载春秋旅程的恋鸽者，有着“赛鸽、写鸽、为鸽”经历的老人，对于上海信鸽运动与全国引进之风颇有自己的见解。每当我温着绍兴醇香，面对数位鸽友与徒弟品尝着上海风味小吃时描绘不由自主地道出自己对鸽界英雄的见识，话语如汩汩清流幽流淌。
1928年由英美侨民巴斯固尔、樊波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信鸽会”（SHC），因当时由洋人参加并进行竞翔，被人称之为“西侨信鸽会”。1935年上海放飞天津，李梅龄博士一举夺取天津冠军、亚军、季军及4名、5名，促使会长巴斯固尔挂印相让，李梅龄博士成为“上海信鸽会”第一任中国人会长。抗战胜利后，1945年成立“胜利信鸽会”，不久还相继成立了“中华信鸽会”、“联合信鸽会”、“和平信鸽会”、“沪西信鸽会”、“中国信鸽会”、“上海信鸽会”、“标准信鸽会”等十余个小鸽会，会员数百人。解放以后，直至1956年初，为数不少的上海各种信鸽会集中为“上海信鸽会”、“沪西信鸽会”、“中国信鸽会”、“和平信鸽会”。一直到1963年由上海市副市长石英审批，上海市民政局管辖，上海花木公司分管，开始筹建上海市信鸽协会，1964年10月4日上海市信鸽协会在虎丘路外贸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主任吴瑛、副主任刘务波、卞忠元。我那时任常委，竞翔组组长。“文革”动乱结束后，1978年我任上海市信鸽协会会长。1984年12月6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信鸽协会，我兼任竞翔部负责人而后又任竞翔部部长。1985年上海市信鸽协会归属上海市体委领导，以后我任常务副主席兼竞翔委员会主任，直至1996年6月任上海市信鸽协会顾问。
此刻，众鸽友与徒弟们十分理解我的心情，我是一生爱鸽的人和以鸽会为家的人，年龄大了，从信鸽协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于是，大家又把话题转移到信鸽杂志上。上海市第一本信鸽杂志《鸽讯》创刊至尽已过半个世纪，在半个多世纪中信鸽运动历经桑沧。随着时代的变迁，“文革”后1980年又出现《信鸽科研通讯》，后改为《信鸽科研》，最后定为《上海信鸽》。当1991年《上海信鸽》复刊时，其复刊词也是由我撰写的。如今，环视中国信鸽事业的发展，信鸽杂志也越办越多，越办越好。比如，中国的《中华信鸽》、北京的《赛鸽天地》、江苏的《翱翔》、山东的《鸽王》、南京的《赛鸽》、重庆的《赛鸽家》、天津的《赛鸽》、香港的《中国赛鸽》、火车头信鸽协会的《鸽友》等等，都在装祯、形式、内容、彩照诸方面见长，有的刊物已经达到精美的程度，完全能与国际接轨。现在我动笔少了，只是想在晚年能继续与鸽为伴。在我年轻时，上海市信鸽协会的鸽会章程、比赛规则、文明养鸽、品评标准等都是由我起草的。有关信鸽科研方面，我也陆续发表过20余篇经验总结。
讲着讲着，话锋又转到鸽市上来。七嘴八舌的神侃，终于理出一条鸽市沿革发展的线索：原来在清末明初上海的鸽市已初具规模，先在南市的老城厢（老城隍庙一带），后迁移至老城厢的“得意楼”茶馆。1940年初，鸽市迁移往平望街“青莲阁”茶馆，后又转移到人民广场东南角和江阴路花鸟市场。现在的鸽市有三处：沪南体育场、闸北体育馆和浦东新区东方路其昌栈图书馆附近（38号后弄堂）。每逢周日，鸽市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买卖信鸽的、有买卖鸽笼的和鸽食的、有交换品种的、有交流经验的，更多的人笃悠悠踱进鸽市“过瘾头”，漫无目的领行情听消息，一些老面孔逐渐成为老朋友，许多轶闻趣事也在这里流传与发生。
上海30年代数“李黄”，那时李梅龄医生北路放飞称王，黄钟医生南路放飞称雄。20世纪30年代以来，当时人称“南黄北李”，放飞厦门等南路均由“黄鸟”夺魁，放飞天津等北路都是“李鸟”在先。
李梅龄是广东梅县人，在中学时代就爱上了信鸽。高中毕业后，李梅龄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系，专攻内科，毕业以后又向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考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曾返回老家广东梅县，后有赴广州行医，最后选择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设立诊所，挂牌为“德国医学博士李梅龄医师诊所”。
李梅龄曾受两广总督焦光敏之邀为医学顾问，受杨虎城将军之邀为卫生顾问。解放前曾任上海信鸽会会长，胜利信鸽协会名誉会长，解放后又任上海信鸽会理事长等职，一生从医爱鸽。
1930年初，李梅龄通过驻德国公使当领事的内弟的引进铭鸽名种，在其精心培育下，1932年“746”荣获当年幼鸽常州冠军，“759”荣获当年幼鸽丹阳冠军；1933年“2066”荣获南京冠军；1934年“746”荣获凤阳冠军，“759”荣获济南冠军；1935年李梅龄与西侨巴斯固尔、杰克逊等较量放飞天津，李梅龄“759”、“746”荣获天津（空距：950公里）冠、亚军，杰克逊的白克系获最后一个名次第6名。李梅龄的“759”飞了12个小时率先归巢，名震中外。同时，给高傲的英国著名养鸽家白克上了一课，为此，美侨会长巴斯固尔向李梅龄办了移交手续，此时，李梅龄出任上海信鸽会会长，黄钟和周昌善任副会长。
李梅龄培养的信鸽众人称为“李鸟”，“李鸟”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信鸽运动发展的进程，直至现在许多优秀赛鸽内仍流淌着“李鸟”的血液。可见，李梅龄当之无愧是“中国信鸽之父”。
黄钟是江苏南京人，瘦长身材，背稍驼。黄钟和李梅龄同为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系的高才生，两人既是专攻内科医学的同窗，又是爱好信鸽的挚友。李梅龄将从德国引进的种鸽中分出了一部分给黄钟。黄钟喜浅羽色的信鸽，李梅龄喜深羽色的信鸽。
黄钟擅长内科、医术高明，为人和善、不善交际。黄钟对治病一丝不苟，处事认真的医疗作风深受病人及家属的赞扬。
黄钟的鸽舍建在新加坡路（今余姚路）300号自己住宅内，黄钟的鸽棚与李梅龄、周昌善、郭子颐等人号称上海“10大鸽棚”，鸽舍长12公尺，宽4公尺，高3公尺，分三间：两间饲养种鸽，一间饲养幼鸽和“单身汉”。黄钟在南路竞翔方面保持绝对优势，1936年“4401”荣获厦门（空距：828公里）冠军，“4848”荣获温州（空距：310公里）冠军等，黄钟培育的信鸽在放飞南路宁波、温州、厦门中总是飞在前列，把外国养鸽者远远抛在后面，获得了不少奖杯。
后来，因工厂扩建征用黄钟医生住宅，使黄钟迁至南昌路一家公寓居住。由于条件限制，只好将鸽子忍痛割爱。据说：汪顺兴培育的品系北京归巢鸽中，含有黄钟鸽的血统。
50—60年代当称汪顺兴与李永昌，除了众多优秀赛绩外，汪顺兴曾获上海市兰州冠军，李永昌曾获上海市西宁冠军；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因“文革”而断档；80—90年代应分层次说，超远程中张明发和张洪庆，张明发曾获上海市张掖冠军，超远程大赛大赛哈密、疏勒河等取得名次，张洪庆曾获上海市清水冠军，著名的“龙兄虎弟”轰动一时；中、远程赛有杨林彪、殷自浩、张关荣、张关林兄弟等，南路朱建忠，号称“南霸天”。当然，这是例举的一小部分人，可能挂一漏万，今后竞翔还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正常的。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必然产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出于水而寒于水”的事实。
在现代赛鸽运动中，鸽友已经充当教练员的角色，敏锐地考虑自己的行动，即自己爱好和可能选择的专项标准，或“短程”精英，或“中程豪强”，或“超远程”明星。这是由于赛鸽运动的激励竞争而产生的专业分工，事实证明指望1羽优秀信鸽，在任何赛程中均名列前茅，那种天真的向往已随时代的变迁而随风逝去。这就要求鸽友从“玩家”须转向“专家”，须从铭家铭系中选择与自己专项标准相吻合的种精。一般说来，铭系是以赛绩为依托的，赛绩是铭系发展的必由之路，故数代应有明显的赛绩。至于引进种鸽须观察其父母，还须观察其平辈和子代，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引进种鸽的各项条件，同时应当摆正引进投入的辨证关系，花小钱引进多羽便宜鸽不如花大钱引进少数能出优秀子代的种鸽，并要在实践中采用“轮流配”和“差异配”的方式，并在子代放飞实践中进行筛选。在引进种鸽时，应认真听取鸽主的意见，在交配和子代放飞中有一个主观认识和经验积累的过程，免得在“暗箱”中摸索，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在交配过程中，须调养种鸽的身体素质，提高种鸽“安全感”的信度，选择春暖花开季节交配，尽可能使雌雄种鸽一见钟情、一拍即合。这样繁殖的子代质量较高，同时应防止数量扩展而赛绩下降所带来的厄运。
窗外，上海的天空仿佛变的更高更远了，一幢幢现代的、后现代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改变着上海城天际的轮廓线；一处又一处标志性设施充实着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天圆地方的上海博物馆、玉盘承露的上海大剧院、金碧辉煌的浦东金茂大厦、日新月异的生物工程、高新科技的通信网络业……所有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心绪悸动。窗外，一阵5月的和风吹来，大家已经红润的脸像绽开的樱花，映得满堂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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